消费者对说服动机的推断可以作为说服知识激活的衡量指标，即推断说服主体试图达到什么目的，行为背后的动机在多大程度上涉及说服的意图（Campbell 和Kirmani ,2000[5]）。为了在特定的说服事件中激活说服知识，消费者必须认识到说服的可能性，这需要推断说服代理人行为背后是否存在说服动机，如果推断的结果是可能存在说服动机，消费者将会继续使用说服知识来应对说服；如果推断的结果是不存在说服动机，消费者将会减少（限制 ) 说服知识的使用（Campbell 和 Kirmani ,2008[24]）。大部分关于说服知识的研究使用了说服动机推断指标（Campbell 和 Kirmani ,2008[24]），因为该维度可以在广告之外更广泛的营销情境中得以应用，很多营销策略虽然没有特定的广告形式，但却可能具有销售和说服意图，对消费者产生了潜移默化的影响。

　　感知合适性考察的是说服策略对与错的问题，与营销者的策略在道德和规范上的可接受性有关。感知合适性十分重要，因为消费者会做出负面回应去惩罚不适当的说服行为（Campbell 和 Kirmani ,2008[24]）。Wei （2018）[6]通过 2 个项目对感知合适性进行了测量。该维度体现的是对说服策略态度方面的考察，但概念本身是中性的，不带有明显的情绪倾向性，包含积极效价和消极效价两个方面，合适性和公平性对应积极效价，不合适和不公平性对应消极效价。

　　而广告怀疑和操纵意图这两个维度本身具有消极倾向，通常包含了对说服的批判性态度。Obermiller 和Spangenberg (1998)[29] 认为广告怀疑主义是“一种对广告诉求不信任的普遍趋势”，并认为说服知识是一个比广告怀疑更普遍的概念，它包含了对说服策略和应对策略信念的全面知识，而不是一种持续的消极倾向。尽管广告怀疑不等同于说服知识，但由于说服知识被更多应用于消费者对信息背后隐藏动机以及操纵意图的推测，这种“戳穿”式的推理过程通常与广告怀疑相联系，因而广告怀疑也常被用于说服知识的测量。

　　操纵意图被定义为广告商试图通过不适当的、不公Campbell (1995)[30] 开发了六项量表来测量操纵意图(IMI)，和广告怀疑一样，该维度本身也带有明显的消极和批判倾向。

　　然而，说服知识不同维度所代表的含义并不相同，甚至各维度间也有较大差别，但在研究中通常不进行区分，将其统称为说服知识，因此虽然不同的研究中都使用了说服知识的概念，但却可能对说服知识的不同维度进行了探讨，由此导致的研究结果之间的差异值得被关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