现有研究至少发现了品牌熟悉度、感知合适性、临场感、情绪等因素调节了说服知识激活对消费者品牌反应的影响。Wei（2008）[6] 的实验证明说服知识激活会导致消费者对隐性营销中嵌入式品牌的评价产生负面影响，而当说服策略被认为是可接受和公平的，或者当品牌熟悉度高时，说服知识激活不会影响消费者对品牌的评价。Waiguny 等（2014）[25] 的研究发现，消费者在广告游戏中的高参与度和高临场感会降低说服知识激活对品牌带来的不利影响。Evans 和 Park（2015） [26] 的研究发现说服知识激活的影响受到广告游戏中产生的积极情绪的调节，因此说服知识激活不一定会导致怀疑和消极态度。

　　另外，消费者在市场互动中也像营销者一样拥有自身的说服目标并且具有博弈的主动性，他们对广告的回应不只体现在态度改变上。在与营销者博弈的过程中一方面消费者会控制来自对方的影响，另一方面会主动出击利用营销者的说服来实现自身目的。很少有研究考察消费者的说服应对策略，Kirmani 和 Campbell（2004）[27] 的研究揭示了消费者面对说服事件的两种反应模式：消费者既充当“说服哨兵”，防止不必要的说服，表现出消极的回应策略；同时他们也是“目标寻求者”，利用说服代理人来实现自己的说服目标，表现出积极的回应策略，例如利用销售人员的热情来帮助自己完成衣服的挑选。说服知识研究中关于消费者积极回应策略的探讨较为缺乏，应该受到更多的关注，消费者的主动性可以在这一研究领域得到更好的彰显。

　　4.2 说服知识测量——多元维度如何选择与统一

　　说服知识维度与说服知识测量是相互联系的研究方面。说服知识的维度构成决定了说服知识的测量，说服知识测量是对说服知识维度划分的重要体现。

　　Friestad 和 Wright（1994）[1] 认为说服知识是一系列关于说服的相互关联的信念，并且列出了说服知识可能包含的维度，但在说服知识理论实际应用的过程中，研究对广告识别、说服意图 / 动机的推测、感知合适性、广告怀疑以及操纵意图等维度最为关注，对相应维度的量表使用最为广泛。

　　广告识别是将有说服力的信息 ( 如广告 ) 与其他内容区分开来的能力（Boerman 等，2015[28]），被认为是第一层次的说服知识，因为只有当消费者意识到一则信息是广告时才会产生进一步的说服应对行为。广告识别是原生广告研究中经常使用的说服知识测量维度，因为原生广告天衣无缝地融入媒体内容的属性，消费者区分原生广告与媒介信息内容是十分重要和关键的一步（Boerman 等，2015[28]）。