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三，它实际上还是一个教学体系，是我国古代商学教育的基本内容。关于这一点，白圭说得非常清楚，说一个人如果他的智做不到权变，他的勇不能决断，他作为一个仁者不能在取予方面有相应的规范和伦理，他作为一个强者不能有所守，“虽欲学吾术，终不告之矣。”何为术？商业经营、企业管理的各种技术、手段、方法、办法，这些东西当然要学了，商品的鉴别，质量好坏的确定，货币真伪的分辨，包括记账算账的问题等等，今天也是我们从事企业管理、商学教育的必修课。但是，白圭明确地讲，如果做不到智勇仁强四个字，这些术你是学不会的。“学吾术”，这说明是有人跟他学的，他是开门授徒的。可是如果说术只是我们刚才所列举的一些内容的话，那么智勇仁强属于什么？我们就可以把它涵盖为道。

　　所以我们会发现，自古以来我们中国的商学教育强调的就是道术双修，并且是以道驭术，他从来不只是单纯重视那个术，技术的手段、方法、工具，而是把道放在术的前面，以道去驾驭术。所以我曾经有个说法，假定我国历史上有最早的商学院的话，那么创院的院长应该是白院长。这样一个商学教育的基本内容，深刻地影响了后世的企业家。

　　白圭本身不光有理论、有思想，而且付诸了实践。司马迁在《货殖列传》：“白圭其有所试矣，能试有所长，非苟而已也。”“试”就是付诸实践。干一干、练一练，不能光说不练。可是干了一定有收获吗？“能试有所长”，“长”就是收益。所以这套理论是付诸实践的，而且是在实践当中获得了实实在在的收益，创造了真正的价值。因此白圭这套理论不是随随便便说的，这样一来就使得白圭被我国历史上奉为商祖。这个祖可不是祖先的意思，而是一代宗师。

　　举一个例子，清朝初年，浙江瑞安的商人叫卓禺，在其从弟给他写的传记当中有这样一段话：“白圭之治生也，以为知不足与权变，勇不足以决断，仁不能以取予，强不能有所守，虽学吾术，终不告之。夫知、仁、勇、强，此儒者之事，而货殖用之，则以择人任时，强本力用，非深于学者不能办也。”一方面直接把智勇仁强拿来评价这个大商人，另外一方面也明确地讲，这是属于“儒家之事”，但是“商用之”。所以我们基于这样几个方面的理由可以认为，儒学即商魂，而儒家思想创造的价值观念、行为准则也同样构成了我国历史上企业家精神的核心内涵。

智勇仁强的现代诠释

　　问题在于怎样去理解这四个字呢？“智勇仁强”的现代诠释可以表示为：智足与权变——企业家的知常达变精神和判断力；勇足以决断——企业家的审慎进取精神和行动力；仁能以取予——企业家的和谐共赢精神和亲和力；强能有所守——企业家的诚信守法精神和自制力。